失独家庭有必要再生吗_面对“空心病”，心理咨询师为何感到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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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徐凯文
主笔|徐菁菁
心理病也是时代病
人们心理问题的层次越来越丰富，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大多数来访者存在的问题都是神经症。简单地说，来访者的性格、人格发展都是完好的，心理上没有什么重大缺陷，在现实生活中他／她可能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老师好医生，社会适应良好，但他们的内心痛苦纠结，所以来寻求帮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痛苦是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些本能需要和严苛的道德标准相冲突导致的。
《心灵捕手》剧照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我们也经历一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多样化的时代。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早年，我接触过的很多来访者患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叫作“恐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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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症状在西方很少见，多见于东亚文化。在日本，它被称作“赤面恐怖”。这类来访者在社交场合的时候不敢与人目光对视，一旦对视，脸唰地就红了。脸红是羞怯的表现，基本上都跟性有关系。我国早期著名心理治疗家钟友彬对这种神经症提出过一套认识领悟疗法。他发现，来访者在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对异性产生了欲望，但是他们的道德观念又告诉他们这种性的幻想是肮脏的。他们之所以不敢与人对视，是因为他们担心周围的人会看穿自己，自己会被视为流氓。道德观念过强，压抑了本我需求。
《百年酒馆》剧照
差不多在10年前，我开始发现来访者中有人格障碍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人格障碍不是重性精神病，通俗地说，它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比如特别自恋，比如我们现在俗称的戏精表演人格，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恐惧，有自我伤害倾向，缺乏共情能力，缺乏同情心，还可能特别偏执。心理学上认为，一个人心理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环境。很多时候人格障碍与早年的心理创伤有关。
我是“70后”，在我小的时候，社会相对来说是固化的。你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发小，有朋友，一条街上的人都相互认识，知根知底。当人们有困扰的时候，有很多熟悉可信的人，可以给他们心理支持。“根”是什么？就是你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人类就是这样一种高级动物，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去倾诉，你们的关系没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分享内心的感受和体验的。
我们时代的“无意义感”
物质丰富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物质带给人们的满足感越来越小，人们精神层面的追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但是悖论是：
我们刚刚经历，并仍然停留在一个过度追求物质的时期，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恰好是荒芜的。
所以，我们要去努力发展、完善、满足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这正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国家发展的必然。
在这种荒芜中，近些年，我的来访者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颠覆了我过去的专业认知。
《梦旅人》剧照
当时，国内非常好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容易治疗，我们有非常好的药物。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精神病院工作，是一个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我也曾经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可是过了两个月，当我到医院去探望这个同学的时候，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看来疗效不太明显，他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自杀倾向，其实不太有办法。”
这个孩子不得不休学回家。在这一期间，他仍在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但回到学校后，我发现他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最后，当这个孩子又一次尝试自杀后，只能退学回家了。我非常痛心，我相信以这个孩子的智力、性格、为人处事的情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但我们努力了4年，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
2016年，我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这些来访者的症状符合抑郁症诊断，他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但和典型的抑郁症相比，这些症状表现并不非常严重和突出。他们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的人际关系通常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身处其中却深感疲惫。他们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传统心理治疗也疗效不佳。
接触这样的来访者越多，我越感到，他们和患有“空心病”的大学生一样，都受害于一种强烈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的目的只是追求金钱、地位，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追求这一目的的手段。
而实际上，人的内心存在更高的追求，比如纯粹的求知欲，探索的乐趣，比如因为助人而感到的自我肯定，比如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热爱和认同。但在狭隘的功利价值观下，人的本性和良知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发自内心的愉悦和自我肯定。类似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早已存在，并未得到解决，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导致大量吸毒、滥交、犯罪等社会问题。
插图|赵阳
这些年，我在摸索一套“空心病”的应对方法。我会和来访者讨论，在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当中，他可以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我会帮助他去发现真实自己的存在，实现对自己的肯定，摆脱过去对外界评价和功利目标的依赖。
另一种路径
面对大规模产生的心理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路径？
2008年5月17日，我到汶川开始做灾后的危机干预工作。几千万人受灾，近10万人死亡和失踪，这样严重的创伤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你要怎么去治疗？坦率地说，我感到束手无策。面对这样庞大的受灾人群，当时全国大概只有33个人接受过完整系统的西方创伤治疗培训。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
《苏菲的世界》剧照
两年以后，我再去访谈时，却意外发现她的情况虽然谈不上痊愈，但已经没有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没有自杀倾向。究其原因，一是他们的居住环境更稳定了。国家提供了基本居住、生活保障，原来的邻里、亲属被安置在一起。这些人都有失去亲人的经历，有的人情况好点，有的人差点，大家抱团取暖，彼此拉扯。
再者，对于失独家庭，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每对夫妇可以有两次免费做试管婴儿的机会。一些人如果能够重新有孩子，他们的情况会好很多，这叫生生不息。还有一些没能要上孩子的人，10周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跨入50岁，要考虑未来养老问题了。一个新政策是国家给他们发养老金，保障基本生活。有一个没有再要上孩子的失独家庭，夫妻两人办了养猪场，第一第二次都失败了。他们告诉我，第三次国家给他们专门批了一块免费的地，然后给他们办贷款，这一次，他们成功了。一方面我很赞叹人的韧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帮助，他们也不可能办成养猪场。
《失孤》剧照
这些东西对于人们的心理康复都有最直接的作用，也都是心理医生没有办法做的。在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心理医生不解决现实问题，我恰恰觉得我们应该用专业知识去影响政策的制定。一个政策可以影响所有人，解决百分之七八十乃至九十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剩下来的少部分人，他们的问题才是医学模式去解决的。
源自三联数字刊
2019年第46
排版：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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